乌尔第三王朝诞生于两河流域地区,是阿卡德王朝走向衰落之后,两河流域再度兴起的一个大的统一的王朝势力。
乌尔王朝一共历时108年,在此期间,乌尔王朝不仅创造了新文化,而且从制度上开始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官僚体系。
这些官僚体系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运行效率。在乌尔第三王朝对官僚体系的管理过程中,御赐印章起到了关键的管理作用。
苏美尔人在第一王朝时期,就已经有了滚筒形印章。
但在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历程中,通过考古发现,在当时苏美尔人使用的滚筒印章上,大多都是图案,极少有文字,而且从形制上来看,乌尔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的印章,形制也比较杂乱,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
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印章上已经有了文字,图案内容也有了相对统一的标准。文字与图案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至关重要。苏美尔文明之所以被认为是人类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其主要原因是苏美尔人很早就用文字和图案来记录当时所发生的事件。
在后来的考古学中,现代考古学家通过文字和图案,不仅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当时人的生活、生产状况,以及思维方式,甚至可以推断出在当时国家的发展状态。
比如在中国的瓷器中,我们就可以从瓷器上的文字以及绘画的表现力上,看出整个国家发展的状态。
在清朝早期,瓷器上的文字刚劲有力,龙纹也十分威猛,整个国家处于上升的态势。而到了清朝中期时代,瓷器上的文字虽然也很工整,但已经难以看出其雄浑的气韵,龙纹也显得臃肿。
到了清朝末期,瓷器上的文字看上去工整,但绵软无力,同样的瓷器上的龙纹也显示出王朝的颓势。在历史的进程变化中,图案和文字的状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的发展状态。
在苏美尔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乌尔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时期,从印章的图案和泥板的文字上来看,整个苏美尔文明处于部落体系向奴隶制王朝过渡的时期。
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从印章图案的丰富程度上,标准化、统一上来看,乌尔第三王朝已经开始形成一整套的管理体系。
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印章,根据印章的用途的不同,主要分为三个大的类别,分别是“普通类型”、“仆从类型”与“赠予类型”。
其中印章中的“普通类型”是最多的,是苏美尔人用作身份证明的一种“信物”类似于今天的“身份证”。这些“普通类型”印章,材质一般都是石头和陶泥的,只有少数是牛骨和金属材质。
“普通类型”的印章上的图案通常也十分简单,其上往往只有印章所有人的姓名和头衔,在很多普通类型的印章上,还有印章所有人的父母姓名和头衔,根据后来考古学家的推测,苏美尔人因为重名者比较多,在印章上同时刻印上父母的姓名和头衔,有助于身份的区分辨识。
在苏美尔人的印章中,除了很多的“普通类型”之外,还有“仆从类型”的印章。“仆从类型”的印章往往前面是印章持有人的“主人”名字和头衔,在之后才是印章持有人的名字头衔。
这些“仆从类型”的印章所有者,可以是奴隶、自由民,也可以是公民甚至是官员。而“仆从类型”印章上的主人,可以是自由人也可以是公民、官员,皇帝,甚至是机构。
所以“仆从类型”的印章,在苏美尔第三帝国时期,并不仅仅表示仆人,而是表明一种直属关系。
很多官员,也可能手握重权,但可能是皇帝的直属势力,他就会有“仆从类型”的印章。在乌尔第三帝国的印章类别中,除了“普通类型”、“仆从类型”外,还有一种类型十分特殊,也就是“赠予类型”的印章。
“赠予类型”的印章也叫“御赐印章”,因为此类印章一般只有皇帝的重臣,被皇帝赏赐之后,才能拥有,所以“赠予类型”的印章在材质上也很特殊,主要以牛骨、象牙、昂贵的金属为材质。
乌尔第三王朝御赐印章,早在1928年就被翻译出来,但在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印章的用途一直不为人所知。
在这数十年的时间里,很多科学家推测“御赐印章”是国王奖励重臣的礼物,但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被人信服。
因为印章与其他物品不同,印章除了表明个人身份之外,往往还象征着权力的归属。根据考古学家在之后的考古学发现,乌尔第三王朝御赐印章,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是迅速增长的态势。
乌尔第三王朝存在了108年,在这个过程中,从第一代君主乌尔纳穆开始,到最后一代君主伊比辛结束,发现最少的是乌尔那穆时期的御赐印章,发现最多的是倒数第二代君主舒辛和末代君主伊比辛时期的御赐印章。
那么为什么王朝越衰落,御赐印章越多呢?这很可能与王朝的控制力下降有关。在乌尔第三王朝王朝化的过程中,由于皇帝任用的官员,在地方上是世袭体系,所以造成王朝地方势力最终难以被中央控制。
君主一开始使用少量的重臣,与几个地方重臣形成联盟之后,就能很好地控制王朝,但到了后期,地方重臣势力在地方越来越稳固,所以皇帝难以笼络,便只能用御赐印章的方式,进行彻底放权,使得地方重臣更加形成独立的势力。
乌尔第三王朝距今四千多年,是两河流域中苏美尔人建立的第一个统一集权王朝。
在之前,苏美尔人虽然建立了乌尔第一和第二王朝,但不论从集中管理的程度上,还是文明的发展上,都还处于一个相对松散的王朝体系。
苏美尔人在乌尔第二王朝衰落之后,建立的第三王朝,不管是从国家集中管理程度上,还是文明程度上,都远远高于乌尔第二王朝。
从近代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两河流域文明的考古中发现,虽然在乌尔第一王朝与第二王朝时期,也出现过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历史证物,但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看,乌尔第一王朝与第二王朝所遗留下的文物整体信息量表示出,乌尔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还处于松散部落体系向着奴隶制王朝过渡阶段。
但乌尔第三王朝已经完成了向封建奴隶制王朝的过渡。在考古苏美尔文明的发展历程的过程中,其中印章的发现与破译,就能很好地证明乌尔第三王朝已经进入了新的封建时代。印章不光是在文明早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印章的作用,也关乎我们现在人的生活。
在现在社会,我们依然会用到印章。印章从远古时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在古代,印章甚至比现在还要重要的多。中国古代人不仅“以印为信”,把印章当作权力的象征,比如“传国玉玺”,谁能得到玉玺,就能获得天下。
中国古代还把印章当作封存物品的保障。在封存物品过程中,用泥或者蜡的封存完整,说明内在的物品没有被拆开过,所以在古代,印章还有“保密”的作用。
苏美尔人,同样也用印章来保密,他们使用滚筒状的印章,在泥条上印上图案,用以封存,作为保密的方式。
在世界上,印章的种类比较多,在中国由于一直是以“天圆地方”学说为传统理论,所以我们的印章大多都是方形。
而苏美尔人最早创造的楔形文字,是在泥板上进行刻画,所以滚筒形的印章,不仅在泥板上印制更加方便,而且还能使得内容表达更加丰富,所以苏美尔人的印章绝大多数是滚筒形状的。
从体系的变化与制度的发展来看,不管是什么样的印章,在中国古代和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都遭遇了几乎相同的困境。
在中国汉代一直到唐代,都难以解决地方重臣势力威胁中央的问题,而苏美尔人看上去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通过官僚体系管理整个国家但乌尔第三王朝同样也陷入到重臣势力难以被控制的尴尬之中。
君主之所以把更多的御赐印章给予重臣势力,其实是为了笼络重臣,形成“分封”,但这种分封体系将会越来越“尾大不掉”最终使得王朝分崩离析。
乌尔第三王朝的君主,利用御赐印章,来进行分封体系,在初期,其实是有利于君主的统治的。但随着王朝的发展,被御赐印章的重臣越来越多之后,地方势力越来越凝结成为一体,由地方重臣势力,形成当地的权力中心。
这个时候重臣很可能就会不听皇帝调遣,甚至对皇帝产生威胁。所以,从乌尔第三王朝御赐印章的变化中,我们就能看到乌尔第三王朝后期,发生了类似于汉代与唐朝末期的藩镇格局势力问题,最终导致了乌尔第三王朝的衰落。
乌尔第三王朝御赐印章与国家治理看似没有太大的关联,但从乌尔第三王朝御赐印章的变化上,就能看出来,在乌尔第三王朝的发展过程中,皇帝对地方重臣的控制力,其实是迅速下降的态势。
在乌尔第三王朝的发展末期阶段,皇帝只有名义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地方重臣势力看来,皇帝已经成为“天下共主”。地方重臣只要获得皇帝的认可,就可以获得地方上合法的管理权和所有权。
随着皇帝发放的御赐印章越来越多,地方管理权与所有权被众多重臣得到,并且形成地方势力,皇帝就只能越来越虚弱,随着重臣势力越来越强,皇权与地方重臣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乌尔第三王朝也就迅速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