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螃蟹：一场特别的体验之旅
利维坦按：
我们有一个新号【利维坦行星】，可以关注
25年前，新兴的意识科学研究领域前景大好。当时最尖端的神经成像工具带来了全新的研究项目，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对此极为乐观，他用一箱葡萄酒打赌说，我们即将揭开意识的秘密。
哲学家戴维·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对此则深表怀疑，因为哪怕说得轻巧一点，意识研究也称得上“困难”。就连被查尔莫斯称为“意识的简单问题”也是很难的，而这个问题就是赌注的内容——我们是否能揭示意识体验所涉及的神经结构。于是，他应下了这个赌注。
今年夏天，在大量的热炒和媒体关注下，科赫在800名学者面前向查尔莫斯递上了一箱葡萄酒。科学期刊《自然》（Nature）负责计分：哲学家1分，神经科学家0分。
问题出在哪里呢？并不是说过去25年的意识研究毫无成果。该领域的研究非常丰富[1]，相关的发现和应用似乎离科幻小说只有一步之遥。问题在于，即使有了这些发现，我们仍然未能确定任何和意识相关的神经结构。这就是科赫打赌告负的原因。
如果“简单问题”都那么难了，那么所谓的“困难问题”又当如何呢？
查尔莫斯将意识的困难问题描述为：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物质存在会有体验？如果能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就能获得一套足以解释意识体验之本质的、可靠的意识理论。
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想解决这个难题，为此，很多人眼下都先把注意力集中在简单问题上。
但这些对简单问题的关注正在使困难问题变得比实际上更困难。
我们也许会喜欢一个困难的谜题，但我们讨厌缺失了已知条件的谜题。如今的意识科学比25年前有了更多的“条件”。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关键的条件仍然缺失着，这让一个挑战智力的谜题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的问题。要了解个中缘由，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最初开启意识研究领域的假设。
---
仅仅在科赫和查尔莫斯打赌的8年前，学界还不存在统一的“意识研究领域”。一些科学家主张研究动物意识，此外，虽然存在有关盲视、失忆症和裂脑人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项目大多是彼此独立的[2]。
某些科学领域内要求研究意识的呼声则遭到了怀疑和嘲笑。例如，动物行为学家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著有四本倡导动物意识研究的书籍，其中第一本是《动物意识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Animal Awareness，1976年）。
尽管格里芬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他与人合作发现了蝙蝠的回声定位），但在推动自己所在领域的意识研究方面，他未能取得太大的成功。
学生们被警告远离这个话题，一本比较认知的教科书甚至对关注动物意识表达了嘲笑，因为“对于一个动物心理学家来说，盲目介入连哲学家都不敢涉足的领域似乎太过鲁莽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意识是一个禁忌话题，就像其他关于人工智能、迷幻药或外星生命的问题一样（有趣的是，如今，这些问题全都受到了科学界的关注）。
可以说，正是科赫发表的论文《走向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理论》（Towards a Neurobiologic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1990）帮助意识研究转变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
这篇论文是他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合著的，克里克拥有你所能想象到的最高的科学威望——毕竟，他在1962年因参与发现DNA结构获得了诺贝尔奖。克里克和科赫的宣言对这门新科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克里克和科赫假设“高等哺乳动物”具有意识的一些基本特征，这意味着他们响应了格里芬关于研究动物意识的呼吁。通过采取这种大胆的方法，克里克和科赫抛开了当时仍然普遍的笛卡尔主义观点，即意识体验需要语言：
克里克和科赫拒绝了当时的语言中心主义，为科学家们提供了更多用以解谜的部件。具体来说，他们建议科学家关注人类与“高等动物”共有的一种能力——视觉。他们给出这一选择的理由是务实的，但也明显是人类中心主义且由理论驱动的：
在今天阅读克里克和科赫的宣言几乎会令人觉得诡异，因为它太过准确地预测了接下来33年里意识研究的发展方向，即专注于哺乳动物的视觉。
在开启意识研究这一领域时，克里克和科赫圈定了可接受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范围。他们的观点是，我们只能依赖自己所了解的意识来寻找意识，而我们所了解的意识就是人类的意识。所谓的“高等哺乳动物”指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社会性灵长类动物，在与世界接触时主要依靠视觉。
如今，被认为是意识所必需的不再是语言，而是神经系统。
被忽略的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动物同样使用视觉。所谓的“低等哺乳动物”也有眼睛，因为所有哺乳动物都有眼睛。鸟类、大多数爬行动物和鱼类也是如此，只有部分盲眼的洞穴鱼类失去了这种能力。但并不仅仅是这些熟悉的物种才有眼睛。
箱形水母有24只眼睛，分为四种不同类型，专门负责不同的任务[3]。扇贝有大约200只相同类型的眼睛，这些眼睛都有可以扩张的瞳孔和两层视网膜[4]。
当意识研究建立在对类人视觉的研究基础上时，它使得意识研究领域无可辩驳地变得以人类为中心，忽视了可能是谜题关键部件的动物模型。
更重要的是，这也使得该领域变得显著地以神经为中心。通过只将“高等哺乳动物”纳入意识研究，克里克和科赫用神经中心的意识观取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意识观。
如今，被认为是意识所必需的不再是语言，而是神经系统。
克里克和科赫提议背后的理论假设，在人类大脑的不同区域存在相似的意识神经机制，而且，由于某些动物的神经系统与我们的部分神经系统相似，我们可以研究这些动物的大脑——像我们一样的动物的大脑。
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意识需要复杂的大脑，那我们研究扇贝就没什么用，因为它们甚至没有大脑，研究水母也无济于事，因为它们只有一张包含约一万个神经元的小型神经网络。
查尔莫斯和科赫的赌局就是在这种坚定的信念框架内提出的，这也就是为何赌注的内容是“科学是否会发现与意识相关的神经结构”。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根据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未能为某个特定的意识理论提供证据支持，但神经科学研究确实在一个非常不同且令人吃惊的方面取得了成果——它被用来识别其他有意识的动物。
---
2012年，科学家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以纪念8年前去世的克里克的研究成果。会上，他们宣布了《剑桥意识宣言》（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5]，声称已有足够的证据得出结论：“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以及包括章鱼在内的许多其他生物”都会体验意识状态，并且：
《宣言》使用了“意识状态的基础”这个术语，这意味着对意识的来源已经有了确定的发现——“简单问题”有了答案。但是，正如赌局结果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仍然没有一个可靠的理论。《宣言》所确定的是新的意识标记，这些特征提供的是所属系统具有意识的证据。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将其他人类视为有意识的主体时，让我们做出这种判断的是目标导向行为、交流互动和情感表达等标记。当我们将自己的宠物（和其他“高等哺乳动物”）视为拥有意识时，我们依赖的也是这些标记。
这些普通的标记帮助我们解释行为，将其视为行为者欲望和信息状态的结果，并帮助我们解释个体为何会如此行事。前科学的标记让我认为我的狗狗里德尔喜欢散步，因为在我拿起牵引绳时，它会很兴奋。这些标记还让我觉得它很喜欢我，因为如果家里其他人拿起了牵引绳，它会紧张地看着我，担心我不能陪它一起出门。
由于未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物种和意识的其他方面，我们正让困难问题变得难上加难。
《宣言》指出了科学研究得出的5个意识标记：同源脑回路；对脑区的人工刺激在人类和其他动物身上引起类似的行为和情感表达；支持注意力、睡眠和决策的行为/电生理状态的神经回路；镜像自我识别；致幻药物对不同物种的类似影响。这5个标记都是衍生标记——对人类和高等哺乳动物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
《宣言》的作者们认为，拥有以上标记中的一部分就足以证明意识的存在。以章鱼为例，研究者认为它们的神经生理机制足够复杂，可以得出结论称它们大概率存在意识，尽管它们没有表现出镜像自我识别。
镜像自我识别是动物能够执行的行为之一，它不对支持这种行为的生理机制做任何假设。你可以通过触摸或擦拭他人偷偷在你身上留下的标记来通过镜子测试。
人类儿童在18个月左右时通过这个测试。类人猿、海豚、清洁鱼、喜鹊、亚洲象也能通过测试，最近，幽灵蟹（Ghost crab）也通过了该测试[6]。
但镜像自我识别只是意识标记之一，其他标记强调的是神经生理机制，它们反映了克里克和科赫提出的神经中心主义。通过某项行为测试可以提供某些存在意识的证据，但是对于《宣言》来说，强有力的证据来自于具有正确的神经解剖学、神经化学和神经生理学特性。这种对神经学的强调可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与人类生理的相似性可以为其他动物具有意识这一结论提供一定支持，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生理机能当作意识的必要条件。首先通过动物研究，研究人员已经认可了多重可实现性——即心理能力可以通过大相径庭的物理系统实现。
当我们仅仅只是观察与自身略有不同的物理系统时，我们可能忽略了意识之谜的关键部分。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克里克和科赫最初提议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带来了关于其他有意识动物的新结论。这种与人类相距甚远的转变，可能会被视为在邀请科学家对章鱼等新物种的意识进行有利可图的研究。
然而，在过去的10年里，科学家研究的物种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多数实验室仍然专注于人类和猴子的视觉，仍然坚持认为意识与神经系统的复杂程度相关。改变是困难且昂贵的，特别是当它以灵长类动物研究为中心时。
而且，由于未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物种和意识的其他方面，我们正让困难问题变得难上加难。
---
如果像克里克和科赫那样，将视觉与自我意识相比较，那么视觉似乎只是一种简单的意识能力，但哺乳动物的视觉系统是神经系统高度进化的特征之一，它出现于2亿多年前。
这个系统有足够的时间变复杂。通过研究更简单的系统来研究意识的提议遵循了标准的科学程序，因为科学上的许多进步都是从研究更简单的案例开始，然后再转向更复杂的案例。
我们目前的神经中心主义与首先研究更简单系统的方法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
通过研究复杂的意识动物来理解意识，就像是对电子计算器进行逆向工程以理解机器如何进行加法运算，而不是从算盘开始入手。
在生物学中，像秀丽隐杆线虫这样的模式生物在过去80年里的许多科学发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有着简单的神经系统，细胞的发育和死亡也容易观察。这些微小的蠕虫被用来研究从尼古丁成瘾到衰老的各种现象。
为什么不用它们来研究意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这些动物并不被认为具有意识。
我们在意识领域的文献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观点。哲学家迈克尔·泰（Michael Tye）在《紧张的蜜蜂和震惊的螃蟹》（Tense Bees and Shell-shocked Crabs，2016）一书中写道：“由于蠕虫只有大约300个神经元，假设它们能真正感受到疼痛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信念飞跃。”
神经科学家阿尼尔·塞斯（Anil Seth）在他的著作《成为你》（Being You，2021）中重复了这种担忧：“当我们面对线虫那微不足道的302个神经元时，我发现自己很难认定它具有任何有意义的意识状态……”
如果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与当前的系统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么它们在语言行为方面将与我们非常相似。
蠕虫不具有意识的观点，反映在了2020年一项关于哲学家对主要哲学问题的观点调查中[7]，调查的问题里还包括“什么样的实体具有意识？”
大多数哲学家接受（或倾向于接受）成年人类（95.15%）、猫（88.55%）、新生儿（84.34%）和鱼（65.29%）具有意识。不乏有人人则对苍蝇（34.52%）、蠕虫（24.18%）和植物（7.23%）具有意识持怀疑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项调查是在Chat-GPT推出之前进行的，但有39.19%的受访哲学家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将具有意识。
如果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与当前的系统有任何不变之处，一是它们不会有神经元，二是它们在语言行为方面将同样与我们非常相似。
今天，就在科学家们通过研究神经相关性来探讨意识问题之际，我们同时也在思考人工智能系统中的非生物意识。有关人工智能意识的问题与当前科学的神经中心主义并肩而立，未免令人不安。
这可能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比神经中心主义更能驱使人们去思考什么是“具有意识”。神经中心主义是驱动意识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推理的结果，它将类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确定为了关键特征。
如果Chat-GPT促使研究人员远离神经中心主义，我们最终可能会回到格里芬努力削弱的语言中心主义。那可不会是富有建树的科学领域。
但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将动物研究从目前对哺乳动物大脑的高度关注扩展出去。
克里克和科赫之所以提出研究视觉系统，是因为我们已经对视觉系统有了很多了解，并且不同哺乳动物的视觉系统彼此相似。他们提议研究视觉系统的另一个原因大概也是他们认为视觉通常涉及意识体验。视觉是感官模式之一，虽然它在许多动物类群中广泛存在，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感官模式，也不是动物谱系中首先进化的感官模式。
化学感受器能够感知化学特性，如味觉和嗅觉，它们广泛存在于动物类群中，其中也包括秀丽隐杆线虫。这种感官能力使线虫能够感知味道、气味、温度和运动，并通过习惯化和关联形成联想。这些蠕虫习惯于人工敲击，并学会了避开此前与大蒜配对出现的盐离子[8]。
它们学习，它们拥有记忆力，它们会在环境中向它们需要的东西移动，并远离它们不需要的东西。
一些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无脊椎动物的意识，但此类研究往往集中在识别标记，以提供证据证明动物具有意识。例如，最近关于熊蜂意识的研究集中在识别疼痛体验的标记上[9]，而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委托的一份报告则给出了螃蟹和章鱼具有疼痛体验的证据[10]。
---
如果我们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引导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脑上，把大脑视作意识所必需的生理部分，而是引导我们去研究与体验相关的行为，我们会学到什么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将蜜蜂、章鱼和蠕虫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意识的本质。
这些动物都有一系列确凿的行为，足以证实它们具有意识。远离痛苦的刺激、了解理想营养物质的位置、寻找繁殖所需要的事物，这些是我们与其他动物广泛共享的东西。
通过研究诸如秀丽隐杆线虫等其他动物（它们显示出了联想学习的证据，并拥有感官系统），我们可以大大简化对意识的研究[11]。
研究缺乏哺乳动物神经系统的动物物种的意识，并不能帮助科学避免人类中心主义。我们仍然是从人类的案例出发，考虑的也是我们自己所参与的和意识体验相关的各种行为——感知环境、感受痛苦和快乐。
这没关系。拟人论在意识科学研究中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它在我们的其他科学领域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从人类的角度看待事物。正如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个观点是凭空出现的，只有来自不同视角的多种观点。
作为人类，考虑到典型的人体生理和生活历程，我们拥有某些共享的视角。但我们也有与彼此截然不同的视角。在对哲学家的调查中，反映出了人类婴儿多半有意识、鱼类可能有意识、植物多半没有意识的观点，这是一种反映了当今专业哲学家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文化观点。
如果职业哲学家不是以白人、男性和WEIRD（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为主，那么有关意识的初始假设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应该推翻当今时代的流行观点，即认为复杂的大脑是意识所必需的。
科学可以首先将意识理解为一种人类特性，却也要面对在不熟悉之处看到的、令人惊讶乃至令人不安的意识案例——意识也存在于那些由于体型、形态或栖息地而鲜为我们所知的动物中。
发现我们和最小、最简单的动物之间存在相似之处，这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但这样的相似性也会带来引入入胜的谜题，为我们提供更多可用来解开谜题的部件。
专注于与人类密切相关的模式生物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00年代可能很重要，那时克里克和科赫才刚开启对意识的科学研究。在那个时候，由于语言中心主义的影响，一些领域对动物意识仍然持有显著的怀疑态度。
如今，我们看到，接受“高等哺乳动物”具有意识这一前提并未能带来一种意识理论，但它确实让我们接受了更多的动物也具有意识这件事。
如今，是时候将这些其他物种也纳入意识研究了。
正如克里克和科赫推翻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流行观点，即认为语言对于意识是必需的，我们也应该推翻当今时代的流行观点，即认为复杂的大脑是意识所必需的。
也许再过几年，我们将需要推翻另一个假设，到那时，我们会发现研究动物以外的生物系统（如植物和真菌）中的意识也会带来益处。
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初始假设是可以修正的，并且允许它们随着新的科学发现而改变，我们也许就能发现新的解谜部件，让困难问题变得更容易。
参考文献：
文/Kristin Andrews
译/苦山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are-we-ready-to-study-consciousness-in-crabs-and-the-like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加星标，不迷路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1850号